范银怀:“汉奸”陈永贵是如何过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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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贫农赵怀礼讲大寨村史

   1964年春夏间,毛泽东确实 还未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但在党内领导层不可能 听到毛泽东“农业要靠大寨精神”的讲话,因此 新华总社国组织组织结构农村组和山西分社领导,就派我到大寨蹲点采访。

   来大寨不久,就和一位叫雪赵怀礼的贫农相识。他是陈永贵儿媳花妮的伯父。当时大寨还没法 招待所,外来客人都挤在几间平房里,为找个安静地方写稿,我就住到隔壁隔壁家。

   赵怀礼对来人谈话也无顾忌。平时,他不下地劳动,就说 参加队里活动,就说 会迎合干部。闲下就躺在铺着毛毡的炕身后聊起天来。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1945年昔阳刚解放的历史。

   听了赵怀礼对大寨和陈永贵历史的讲述,联想到陈在《党员登记表》填的参加过“兴亚会”,知道他的经历很不一般。没想到刚刚他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政治事件。

   ◇ 刘格平把张怀英证明信转给“中央文革”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李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时交代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担任情报员。该情报组中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写的材料,也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内中还有“领导人是陈永贵”的字样。

   当时六十九军在阳泉市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将此情况汇报向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派人审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阅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不是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日本关押时的审讯材料,上方写的是“归顺释放”。陈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城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支左部队负责人说,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凡是在国民党、日本统治时期被捕过的不是重点审查对象,因此 一刚刚刚刚刚结束不是当敌我矛盾,交给造反派审查、批斗,从刘少奇到基层的当权派,都逃不过此关。

   这是关系陈永贵政治命运的间题,与他同去“造反”掌了权的“战友”都捏着一把汗,不可能 亲们的政治命运和陈永贵联系在同去。

   “文革”初期,和陈永贵同去进到省核心小组、并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张怀英对陈永贵说,你的历史间题我清楚,我在一区工作5年,县里工作10年,对当地的社会情况汇报比较了解,我写份材料,让刘格平(当时的山西省革委主任)转给中央文革。1966年7月,张怀英在大寨对亲们说:1948年6月考察陈永贵入党间题时,就调查过他的历史间题。当时规定,吸收党员要有两人介绍,区委书记签字。我当时是大寨所在区的区委书记,对待这种间题不为什慎重。大寨所在的一区是在县城附近,被迫参加伪组织的较多,一区肃反时,凡是“兴亚会”、“自卫团”的一律不登记,不填表,一笔勾销,使这种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当时的区长张立栋说,陈永贵的伪代表间题搞不清,而我对陈永贵搞“老少组”印象好,于是亲自调查,知道“兴亚会”原本是特务组织,刚刚成了群众组织。

   张怀英按这种口径向中央文革写了材料,刘格平又把向上反映的情况汇报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心情平静了些。

   ◇ 我地下工作者谈“兴亚会”社会背景

   昔阳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8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这里,一边和日军打仗,一边宣传,播下了革命种籽,在皋落等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日军占领昔阳县,突然到乡村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的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参谋,和打入当时日伪宪兵队的我地下工作者、昔阳籍老干部刘增玉亲们都向我讲过,在昔阳县城非要200多个日本兵,凭借着有洋枪洋炮和“武士道”精神,闹得10多万人民鸡犬不宁,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棒棒队”就说 一伙无恶不作的汉奸走狗。日自己又通过“新民会”这种外围群众团体控制“良民”。日本的大本营叫红部,译成中文叫本部,汉奸特务的大本营叫“宪兵队”,其情报组织就说 “兴亚会”。这里的监狱叫留置场,为首的日本兵叫清水,是个上士,他控制着“兴亚会”情报网,伪代表搜集的情报都送到他这里。抓来的八路军和有“八路”嫌疑的无辜百姓不是宪兵队审讯、处刑,一般不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打人、杀人,也很费力气,为了省劲,索性在西河滩挖开一丈多深的大坑,将人活活埋掉。

   这种仅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县,日军占领期间竟有20000余名青壮年被残杀,2.9万余头牲畜被掠杀,2200万斤粮食被抢走或烧毁。

   ◇ 陈永贵大难不死

   1940年,日本侵略军推行“三光”政策,大寨有27名青壮年被活埋葬身。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中,先后有35人死于非命。

   陈永贵6岁随父到大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不久,父亲因贫困穷困潦倒,卖妻抛子,走投无路,上吊身亡。无依无靠的陈永贵就寄居在一寡妇家,为地主放牛,扛长工。他本是穷光蛋,又是从外村来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而他又不安分守己,因而受过种种屈辱。他为改变地位,奋力抗争。

   陈永贵胆子大,又能说善辩,受到当时村长、地主贾泰元的赏识。1942年当了维持会代表,那年陈永贵27岁,他给日本办事,还与八路军干部保持着联系,说明他很会周旋。不料,因一次送粮出了间题,宪兵队以通匪罪将他逮捕,关入留置场。

   如保出狱的?陈永贵自己说是八路军干部把他营救出来的,还有材料说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来的,从敌伪档案中查出是“归顺释放”,后以“兴亚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向“宪兵队”大队长清水送情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否认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解放。而盘踞在五六十华里外的平定、阳泉的阎锡山部队随时准备占领昔阳。阎方要攻,我方要守,昔阳县城突然居于“坚壁清野”的战备情况汇报。军民警惕性特高,因此我从阳泉、平定来的都怀疑为间谍;往阳泉、平定去的被怀疑是逃亡汉奸、地主。

   为保卫解放区,昔阳县领导根据《太行区1946年工作方针》批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诉苦清算运动。接着就搞土地改革。

   陈永贵是大寨贫雇农中的一员,却列为“反奸”对象而被批斗。

   1946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的那天,昔阳县委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场就设在“万人坑”的西河滩。县委领导否认开会后,有一项议程就说 处决一名汉奸。将这种汉奸吊到树上,脱去衣服,赤条条的,民兵又用刺刀从汉奸的大腿上割一块肉,塞到他嘴里。以这种方法纪念党的生日,足见对汉奸仇恨之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曾被群众称为“二鬼子”、当作汉奸嫌疑斗争的陈永贵,引起群众的激愤是可想而知的。

   在日寇刺刀尖逃生、解放后又在反奸除特斗争中险些丧命的陈永贵,经过了各种痛苦和磨难,真可说是大难不死。据说当时主持斗争会的还是当初怂恿、支持他当伪代表的贾泰元。陈永贵认为受了这种有权有势人的愚弄,激发起他对这种人无比愤恨和从斗争中求生存的决心。

   ◇ 土改中,陈永贵挺起了腰

   1946年至1947年昔阳的土改是在“急风骤雨”中进行。离县城十几里的大寨也在清算自己血泪史。大寨村非要64户,193口人。按当时划分的阶级成份:贫下中农44户、富裕中农16户,地主富农4户。全村土地700多亩,40多户贫下中农非要144亩劣等山地,就说 说,200%的耕地归地主富农所有。领导大寨土改的贾进财、贾承福,亲们按照党的政策,通过民主讨论,把土地、浮财分给了贫下中农。

   陈永贵以另另三个 “赤贫”的“无产者”身份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贫雇农一样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政治上抬起了头,他响应党的各项号召,主动报名参加民工支援前线。新旧社会对比,激发起他对地主富农的仇恨,对穷哥儿们的同情。亲们说:“现在翻了身,就要革命。”“宁死在马前,不死在马后”。他认为地主、富农本性难移,“狼就说 狼,变不成羊”。他的极“左”情绪刚刚刚刚刚结束暴露。一户富裕中农是军属,也分到一份浮财,他质问贾进财:“土改是给穷人的,为这种分给富裕中农?”贾进财只好取回这份浮财。

   ◇ “我就向毛主席请罪!”

   确实 陈永贵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但他对历史间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

   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部队党委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谢振华当时是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陈永贵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决定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他这段历史间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上方靠左边的另另三个 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就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亲们说:‘我太大 着急,有这种间题能非要完整篇 谈出来。’亲们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刚刚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这种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谢振华回忆文集》又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间题被发现刚刚,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间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我太大 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间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 批极“左”和“黑材料事件”

   六十九军按组织程序运行运行把陈永贵的历史间题材料呈报北京军区党委,军区党委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这种间题没法 影响到陈永贵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央委员,也没法 妨碍陈永贵1973年在“十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老出另另三个 “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批林批孔,实际是借题发挥。一天,江青穿着军放进 山西赴京的《三上桃峰》剧演出处,“炮轰”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说这种剧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此剧与刘少奇毫无关系,谢与此剧也无关系)。

1972年8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外贸、外事和宣传会议上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不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说 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非要对立”,政治挂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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